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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过,非普世的西式民主

进入专题: 民主理论  

进入专题: 政体理论   民主观  

西式民主是资本主导的经济—金融体系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延展。

李月军   崔鹏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民主;西方国家;政治;美国;马征;选举;推行;柴尚金;政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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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持:马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白 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学术界早已经接纳了源自西方的民主话语,不过,细致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对民主的深入研究非常缺乏,远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民主观念与理论。大体说来,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述,完成了民主知识的传播与启蒙。近年开始进入对西方民主理论进行理性反思的阶段,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不通过推翻现存国家政体而把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实现民主政体的案例”,[1]西方已有的民主理论并不能为中国可能实现平稳政治民主化道路提供具有说服性与预测性的解释。所以,具有前瞻眼光的学者试图在反思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民主理论,以期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提供某些观念路线图。不过,实质性的反思与重建的理论过程刚刚开始,概括地看来,国内学术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建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

  一、古典政体理论的遗产

1 建构“西式民主神话”向世界散播

    

    

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民主,被西方国家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造、颠覆的思想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一、民主之“民”:“平民还是精英”?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政体学说。我们一般把政体当做政权的组织形式,核心是谁居统治地位并以何种形式组织国家。在亚里土多德看来:“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自古以来的政体学说绝不是简单地谈论最高权威和权力归属问题,还有围绕最高权威的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其方法论更值得发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古典政体理论与当代政体理论的关系。

马征:从历史上看,“民主化”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权力”或“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学者们讨论民主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人民究竟意指什么呢?每一个人?或人员成分并非一成不变的多数人?或中、低社会阶级的人?或同一种有机的整体?或绝对多数原则所意含的多数人?或有限多数原则所意含的多数人?[2]还有就是,人民做主的时间与议题等问题,人民是否有必要每事必躬,是只在选举代表时作主,还是任何时间都需要处理政治事务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厘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含义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又包含着民主理论最重要的分歧和争论。在具体时空的政治中,“人民”是谁或谁是“人民”,有着极大的不同。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何种民主体制总是把一部分人囊括其中,而把另一些人排斥民主政治之外。[3]如王绍光指出,作为古典民主范例的雅典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原因之一就是那时能做“主”的“民”只是人口的极少数。[4]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深入民主之“民”变迁的长长的历史隧道,就会发现,民主化从某种程度上是把少数人特权变成多数人普遍权利的过程,也就是说人民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过程。正如丛日云考察所得的结论那样,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史的主流传统是沿着几条轨迹发展和改变人民概念内涵的:一个是人民的平民化和全民化,人民包括全体成年居民,在内部消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大家都成为平民;二是人民的个体化,人民是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的集合;三是人民的公民化,恢复城邦时代人民的本来意义,即人民由公民组成,人民的权力意味着每个公民行使政治参与权。但西方思想传统中,整体性的人民概念在个人发育不充分的文化中得以传承下来并产生了新的变种。”[5]也就是说,“人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利益、组织与观念的行动主体,相反,它内部存在众多分野,最常用的分野就是大众/平民与精英。历史地看,大众与精英所包括的特定社会群体又是变动不居,相互变换的。例如,在前现代政治中,资产阶级属于大众或说是“民”的范畴,他们利用民主理论,领导了对绝对主义君主政治的“民主”革命,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命题。不过,杨光斌教授深刻地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实际上,在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即英美法,民主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下层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此后,在包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是工人运动或其他非资产阶级推动的结果,资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推动者,有的甚至是民主的反动者。[6]在这里,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是如何从支持领导民主的“大众”中的一个群体,转变为主张遏制大众民主的精英的。当代西方的两大民主理论——精英民主理论与参与民主理论——就是以这一分野为分析与争论前提的。对于二者的争论,国内学者不再仅仅从道德与意识形态的角度盲目支持平民政治或人民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或仅仅从阶段分野完全否定精英政治。相反,中国历史与西方民主政治理论都表明,绝对平等与不受约束的平民政治、多数人政治往往演化成暴民政治。以此为基础,中国学者普遍而理性地指出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精英与平民间达致一种平衡,“民主最健康的时代是下层平民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受到基本的尊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政治精英又能够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也能够对平民形成引导和制约的时代”[7]。自由主义所秉承的民主观念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和社会中心主义的。然而,这是基于西方经验。近现代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践、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使得社会中心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角度看,中国学者实际上已经试图去从方法论上为上述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心论除魅,[8]对于中国类似的后发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来讲,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精英与国家的角色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政治民主化以推翻既有国家体制为唯一目标,非但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反而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失灵甚至是崩溃。即便如此,无论以何种方式重建的国家,都会再次出现精英与平民的分野。既然二者之间的分野是不可避免,而且在如中国之类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更可能是政治精英赋予给社会的一种礼物,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是重要社会力量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9]365bet亚洲官方投注,。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之“民”也包括“精英”在内,民主是平民与精英之间提供一种制度化而持久稳定的平衡。进一步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是二者各自内部的分野,如对于市民社会,夏皮罗早就指出,“虽然人们常说一个发展完善的市民社会有赖于一套良好的民主制度,但很少人注意到市民社会究竟是如何组成的”,[10]以及二者之间如何达成民主形式。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确立了政体理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面,除了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以及韦伯的合法性政治概念外,直到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政体理论都是围绕亚氏的政体理论而展开的。

柴尚金:西方社会经历了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的古典民主,以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以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近代民主之后,最终产生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

    

  在制度变迁中,如果不理解基督教的组织方式,就很难理解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在基督教中,由于不能以强制和世袭的办法产生领导人,选举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中世纪宗教大会是解决纷争的最高机构,其构成是代议原则,即各教区都按照其统治者的命令并按照其基督教居民人数的比例选m各自的代表。不仅如此,中世纪的世俗政治也到处可见代议制。

我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有四次政党数量扩张期,相应出现了四次民主运动。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20—40年代。伴随着现代政党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等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民主制度在欧美国家基本建立。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时期出现的。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组织政党,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第三次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这个时期两大阵营对立,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广泛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短短几年内,世界掀起一股多党制浪潮。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政党大量涌现出来,新增政党达几千个。

   二、民主之“主”的形式: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抑或非此即彼?

  制度是积累性演进的产物。到近代,世俗国家代替了神权,但神权政治时代所积累的选举制度并没有被遗弃,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光荣革命”以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即人民委托或选择代表进行统治。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开创了并非民主政治的近代代议制。代议制虽然具有混合制(即贵族共和制)的特征,但并不妨碍其贵族制的本质,因为最重要的政治主体还是贵族、寡头或者少数精英。

白钢:我对这个问题再补充几句。近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在其初期是与“混合政体”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政体”说由亚里士多德较早提出,指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主体所分享的政体形式。1642年英国内战前夕,查理一世颁发了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的标志。它呼应着马基雅维利通过其《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政治中,上述“人民”所包括的政治主体的范围及其参与政治人数的多数至少会影响到民主的形式、过程与绩效。由于人口规模、国家治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等因素,在现代政治的国家政权层面,间接(代议制)民主为大型民主国家采取的主要形式。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最后30年中谈论民主时,想当然地认为民主等同于“人民民主”及其现代形式“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不以为然,自由主义学者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案例,对后者大加批判。国内自由主义的旗手刘军宁从理论上指出两种民主模式各自的优劣,并表示传统的民主过程论认为,间接民主是剥削阶级的民主,最高级的民主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民主越直接,管辖的范围越大,就越完美,这种说法无论如何不能成立,间接民主有缺陷也不意味着必须用直接民主“置换”间接民主,以克服后者的缺陷。在没有间接民主的地方,或间接民主尚未牢固确立的地方,先立直接民主,则是本末倒置。在国家体制上的间接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11]

  孟德斯鸠指出:“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可见,孟德斯鸠所说的选举代表制其实是为了避免民主政治,虽然其政体思想已经有了混合性质。作为西方现代政制的设计师。孟德斯鸠还没计了如何产生代表的制度,即英国式的两院制。限制多数人权利而维护了作为代表的贵族统治权的代}义政制进一步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得到确认。联邦党人主张的代议制也是为了限制多数人权利,反对民主政治。

后来在欧洲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典范。但随着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形成与传播,民主制度逐渐被西方国家加以肯定和宣扬。

   与自由主义秉持间接民主理论不同,王绍光对代议制民主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完全转换了民主的实质,它不再是参与式的民主,使人民政治参与变成一种间歇性的行为,作为代议制核心特征的以竞争性选举使间接民主变成“选主”,真正享有决策权的是代表而不是人民本身。[12]塔尖上的1%的美国人才真正享有林肯定义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显然不是好的民主,却是代议制民主的必然结果——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最后都必然演变为少数“代表”的权力。[13]这种代议制民主与原始的、理想的民主理念有天壤之别。从历史根源上来讲,“民主”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指直接民主;从性质上来讲,真正的民主派认为,民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从目标上来讲,真正的民主派认为,民主适用范围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凡是涉及利益相关者的事物,都应该由利益相关者用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从过程上来讲,真正的民主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平等地参与,从而对决策有平等的影响力;从结果上来讲,民主不仅要求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挑选他人作为代表,还要求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决策者;从效果上讲,真正的民主强调所有人对决策有平等的影响。[14]基于间接民主的不足和直接民主的优势,王绍光提出要探索以后者替代前者的新道路、新方法,如用抽签来产生领导或进行决策,电子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努力推行社会经济生活的民主等等,这使他的观点看起来带有一种复古式的激进倾向,有评论者称之多少有些“乌托邦”理想色彩。[15]

  约翰·密尔成为代议制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指出,平民政府是不可能的政府形式,“一个完美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如果说代议制是贵族共和制的“中介原则”,而选举制又是代议制的“中介原则”,在密尔的代议制理论中,和其前辈一样,选举制只不过是经中世纪积累而成的一个中介性一r具,是宗教制度、政治上的贵族制和民主制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或价值性色彩,因而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否认它是一项工具性制度,只是它们对选举制度的评价有所不同。

马征: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

   表面上看,无论支持代议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赞同直接民主的激进主义者都声称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二者之间的争论也似乎是一场势不两立的对决。然而,经深入而细致地观察,我们会发现他们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种相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说是前提预设。尽管前者把民主严格限制在国家政体层面,但仍然认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间更像是反义词,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分支,直接民主更不是间接民主的最高阶段。[16]后者也认为“间接民主”好像与“直接民主”都是“民主”,只是类型不同。其实,选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一“间接”、一排斥人民大众的参与,它就抛弃了民主政体的实质,变成了另一种政体,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反民主的。[17]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二者都陷入了“白马非马”的诡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所谓“代议制”,主要讲的是立法机关的产生办法及其职能,而较少涉及今天代议制中的行政权部分。一般认为,有了限制民众直接管理政府的以代表制为核心的代议制、权力制衡、联邦制以及修宪的极为苛刻的规定,美国政体事实七就是一个限制简单多数的政体,直接地说,就是一种保护精英而排斥大众的政府。这种复杂的政治设计被美国人称为“复合共和制”,即以相互制约的多元权力中心来限制多数派。其主旨是一种限制权利的立宪主义,而立宪主义显然是反平民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所以亨廷顿称其为“都铎式政体”。

柴尚金:目前的“民主化”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的强势反弹。这波“民主化”被一些西方学者看作“历史的终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至今仍在世界上极力推行西式民主,试图通过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使那些“异端”国家放弃独立和尊严,永久地服从西方国家的利益。

   在这种思维之下,看似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实际上没有摆脱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冷战意识形态争夺而形成的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二分法的民主观。[18]这种二元对立的民主观在萨托利那里体现得最直白,他说“民主是什么”这样的命题是指一个实体的类型,“由此而要求的逻辑处理是分类处理,即二分法处理或分离处理。我们要确定某个政体是不是民主政体。这也使得由这样的处理而产生的不同是类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19]

  近代政体理论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体现,即所有的政体理论都是围绕硬性的制度安排展开的,而不问政治过程.不从政治过程研究找出相同或不同政体的异同。而制度设计的核心则是围绕反对民主政治或限制多数人权利的代议制展开的,无论是中世纪的代议制论者,还是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甚至包括约翰·密尔,代议政制都是关于选举代表的制度没计,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实现作为多数人权利形式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以选举代表为核心的代议制保护的是传统的贵族制,而非民主制。就是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源远流长的制度,却被后来的精英主义者即贵族制拥护者说成是民主制,被赋予特定的价值意义,话语的“重述”有了新的意义,即所谓“自由主义民主”。在号称“意识形态终结”的冷战时代,政体理论不但有制度主义的因素,更添加了意识形态色彩。

田文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政治制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权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当权者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统治,其内外政策和利益分配到底侧重照顾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显然,越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制度,越是好的制度。二是权力配置方式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效能越高,执行力越强,政治制度就越好。

   这种思维方式中还包含着对各自支持的民主模式的事前道德价值上优位预设。支持间接民主者把民主看做是一种手段,它仅仅服务于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目标,这种民主为人类的幸福和安宁而存在,而不是人们为之而活着的目标。赞同直接民主者则强调,“只有真正民主才是好东西”,也只有“真正民主”的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正义、人类幸福”。[20]双方都侧重了所支持民主模式的优长,而忽视其缺陷,放大了对方支持民主模式的不足,而忽视了其优长。因此,有时得出前后矛盾的论述,这一点在直接民主论者那里更为明显。例如,王绍光之所以支持直接民主,其前提预设是因为间接民主导致了精英贵族式的专制,而平民大众却处于无权的弱势地位,同情和寻求支持弱者的直接民主就是好的。他主张的直接民主形式抽选,即是“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21]。在这里,至少混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同情或支持弱者是善的,但弱者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是善的。同时其论证也有相互冲突之处,如他一方面指出,“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学者还愚蠢地坚持认为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深信某种因素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的看法是幼稚的,[22]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真正民主才是好东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正义、人类幸福。实际上,无论抽选还是选举,解决的都是谁治理的问题,要比较二者的优劣,不仅仅涉及道德规范性的价值评价(质),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二者的治理绩效的高低(量),即实证规范性的价值评价。退一步讲,即使这种所谓真正而纯粹的民主能够实现这些预设目标,那么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和研究,对内部存在利益纷争与冲突的人民内部不同的群体来说,这种民主对谁来说是好的,能否实现持久而公平的绩效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议题。

  

西方目前推销的所谓现代民主,其实质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西方国家有意掩盖这一实质,使人们忽略了政权的阶级代表性问题,而更多引导人们关注权力配置方式这一次要问题。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西式民主也过多强调“一人一票”和“分权制衡”。这些主张看似增加了当权者的程序合法性,却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政府效能和国家行动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事前道德价值上而不是实证价值上的优位预设,使双方忽视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等各有自己的适用时空。这一点在支持直接民主者身上更为明显,如王绍光指出,“真正的民主派认为,民主适用范围是没有时空界限的”。但他并不是在一个层面讨论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优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二、认识政体的新视野

当年西方国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几乎都将建立“强政府”作为谋求崛起的基本制度保障,以实现经济腾飞,其民主发展过程相当漫长。如美国黑人1965年才真正赢得投票权,瑞士妇女到1971年才获得投票权。西式民主本身存在三种矛盾:一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矛盾,二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矛盾,三是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扩大政治参与和提高政府效能到底哪个更重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目标。目前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是头等大事。这还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以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西方国家推行的“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威,导致它们日益偏离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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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19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民主化”运动,实质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体之实。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一方面民主在事实层面确实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结成联盟把持国家权力,这一局面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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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法来界定政体类型,必然存在客观性不足而主观陛偏多的痼疾。“政体”本身就是关于制度间关系或权力关系的理论,而政体理论又是时代或制度变迁的产物。在各国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时代和制度变迁已经大大地改造了既定的政治制度,从而使得传统的标签失去效力。“时代”(即当下的问题)也可能是建构出来的,有人能够把一种制度说成为另一种制度,但是作为事实的“时代”对政体理论来说更重要,比如全球的民主化趋势,任何政体理论都不能忽视或放弃“民主政治”概念。应该说,政体争论已转换成如何认识和界定民主政体的争论:必须重新理解和建构民主政治。应该看到,民主化趋势不但对其他后发国家而言,绝不能把民主简单地等同于选举,而且西方“民主国家”本身也有一个再民主化过程,代议制的衰落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兴起就是再民主化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兴起为各国的民主化和再民主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从而使传统的权力关系和硬性的制度间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再则,政治学方法论的革命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政体提供了新视野,使我们认识到那些看起来相同或相似的政治体制可能在政治过程上存在重大差异,而那些看起来差异很大的政治体制却存在相似的政治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硬性的权力关系,更要看权力关系下面的政治过程。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并将竞争性选举表述为民主的核心。这一理论成为西方民主观的主流。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民主,被西方国家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专制”之名。这种民主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造、颠覆的思想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观念将民主从“人民当家作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作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这就把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了民主的灵魂——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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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政体理论以代议制为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形态化的政体理论也基本上把民主等同于代议民主,因为“选举式民主”主要是指选举代表的功能。不幸的是,当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倾力论证民主就是代议民主的时候,以议会为主体的代议制却早已呈衰落之势,政治社会结构已经有了革命性变化。比如,行政国家、大公司主导、非政府组织的盛行以及互联网革命,都意味着不能再以传统的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政体理论来解释西方政治。

马征: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民主化”的复杂历史大大简化,从而建构“西式民主神话”向世界散播,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西方中心论。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data/73639.html 文章来源:《观察与思考》

  同样的道理,不能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政体理论来解释其他政治制度。在大多数国家,行政国家早已存在,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大企业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生活。而且,非政府组织( NGO)、互联网都根本性地改变着政治生活的方式。各国已经生活在多元主义社会里,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类”的划分早已过时,政治的差异更多的是“级数”上的、程度上的。但是,由于“类”流行已久、深入人心,很多人依然是这种话语的囚徒。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从文盲到影音媒介年代的国家里,国会的重要性还保留了多少?”我们进一步追问:在新的政治社会结构里,传统代议制的价值所剩几何?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寻求新的政体理论或民主政治概念。

  那么应该以何种维度来认识民主政体呢?除了秉承古典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被称为“激进民主主义”的参与式民主观,大致说来,被称为实质民主的占典民主被“重新认识”了两个波次,实质民主因此变成了程序民主:第一次就是众所周知的“熊彼特式民主”,即将选举当做是第一位的,因此也称多数决民主;第二次是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模式,是在多数决民主基础上的反思与建构。这就提示我们,面对同样的变量,只要认识角度变了,“民主”的内涵和所指也就会有所不同。

  跳出既有的民主观念并不容易,人们根深蒂固的民主观念是“选举式民主”,尽管也开始谈论“协商民主”。且不说“共识民主”本身的问题。至少利普哈特早就摆脱了对“选举式民主”的迷信。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共识民主”还是“协商民主”,还都是在“选举式民主”的大框架内讨论问题。和“选举式民主”一样,“共识民主”和“协商民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程序方法,是程序民主。而民主的价值呢?如果民主停留在程序层面,结果必然主要讲程序上“民”的权利,而程序正义并不必然导致价值正义。历史和现实多次给予我们警示,即使是程序完备的选举民主,也可能带来社会冲突、族群分裂甚至国家解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民主理论存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性假设,即民主是个人和社会的权利,国家或政府只是被动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诉求。这是一个误区。如果就民主而论民主,在公民权利意义上讲民主,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在政体意义上讲民主,就大错特错了。政体的本意是统治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权的安排。这就是说,政体不但有“民”,还有“官”;民主政体在根本上就是“官民关系”问题。既然有“官”,其作用只限于回应“民”的诉求?这是不符合历史常识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官”(政府或官僚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即国家超越社会控制而独立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能力。如果没有自主性而一味地回应社会的诉求,受制于社会的束缚,这样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且不说霍布斯的个人反社会倾向假设,历史上因没有政府或国家失败而导致的“丛林规则”并不少见。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社会力量的道德自律度,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贪欲不但能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最终还可能毁灭地球。社会约束国家权力而减少其专横性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不能忽视的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灾难就是因为国家顺从社会或社会不受约束而导致的;人类很多制度安排则来自自主性国家对社会的主导,比如林肯废奴、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

  因此,在政体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中,只讲“民”是没有意义的,把“民”和“政府”联系起来的民主理论才有政体意义。民主政治讲的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关系:不但要讲社会权利和社会约束的重要性,也要讲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理论必须引入国家自主性变量。或许,只有这种视角下的民主理论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我非常同意诺德林格教授对于精英民主主义、多元民主主义、新多元民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实证民主理论的判断及其所指出的方向:“对实证民主理论的激烈辩论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因为它基本上还是继续围绕着一些对公民社会显然不可调和的描述而进行,所以它已经超过了收益递减点。不要再继续争论哪种政治资源是特别有效的,不要再去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它们的分配,不要再去论证(或者假定)一个或者另一个系列的私人行为者组成了有效的需求集团。目前只有通过把主要的关注重点转移到国家,民主理论才能得到更好的论证。”实证民主理论把社会与国家割裂开来谈社会权利,如同撇开政府机构改革谈政府职能转变一样没有意义。美国哲学家杜威指出,好的国家能使正当合宜的团体更牢固、更一致,并抑制有害团体,使他们朝不保夕、难以为继。没有“好的国家”,民主的充分程度及其充分意义都不可能实现。杜威在批判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同时又指出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由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杜威的远见既没有成为美国主流的民主理论,也不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

  这些思想家的洞见反映了现代国家的状况。国家权力垄断了暴力,能将其权威强加于各类组织上。在制度建设上,现代国家内的各种行动者及其活动方式无不受到国家的规制,比如保护产权,保护行业公平的反垄断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国家的规制性权力的表现,也是民主政治为人们拥护的原因,即规制性国家权力使得民主政治更有责任。施密特的统合主义理论、林德布洛姆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过国家如何规制社会。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下的各种民主观。

  

  三、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

  

  民主既是工具理性也是目的理性,也就是程序方法和本质意义的统一,这一点也要求我们必须摆脱只讲程序方法而不问价值目的的各种民主理论。而非对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传统和现实则为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提供了可能的平台。

  民主,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主要指公民行使权利的程序和方式;作为一种价值理论,主要指人民权力的终极价值意义即“人民主权”。我认为仅此还不够,太抽象,需要对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分解,从而把民主变成更有用的分析性概念。

  在程序方法上,民主的基本形式当然是公民参与,但不能在静态的制度层面定义民主,比如“熊彼特式民主”,而应该在动态的过程层面定义民主,即参与形式上的民主是否在政治过程中达到民众的应有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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