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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当然是这样的创建社会收益的表述和博弈机

进入专题: 生存伦理   依势博弈   边界冲突   底层政治   社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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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范式的演进从理论渊源来看,社会抗争研究缘起于对革命、造反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传统。二、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中国观照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影响了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三、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视角的形成近10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核心概念,如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维权行动、维权抗争、社会冲突、社会抗争等。此外,尽管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势抗争、以身抗争、以气抗争等一系列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谱系意义的解读框架,但这些解读框架揭示的却是不同抗争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而无法回答中国社会抗争行动的共性。

于建嵘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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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研究;中国;行动;政治;集体;视角;农民工;学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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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东九C103教室座无虚席,题为《群体性社会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讲座正式开讲,主讲人是来自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于建嵘从近十年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的趋势引出话题,列举了近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简单概括了群体性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类研究:群体性事件可以按照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以及社会纠纷进行分类。

Studies of Social Contention: The 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各阶层为维权而发生群体性事件

王金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振辉,中共中山市委党校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三部研究社会冲突新著的解读,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博弈的特点,并依此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命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以底层民众的抗争方式表现出来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组织部分,需要解释的是从利益博弈到管治困境的过程和特征。

于建嵘教授对各阶层的维权的特点进行概括,农民的以法维权,工人的以理维权,市民的理性维权。农民为土地问题进行维权,工人为劳资纷争维权,市民为拆迁、物业等维权。 土地问题目前依然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农民土地抗争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在变化,农民抗争的语言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生存伦理 依势博弈 边界冲突 底层政治 社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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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抗争/理论范式/研究视角

  

发生了变化,抗争过程中的外力介入情况不同以往。中国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当事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都变得激烈得多,而在抗争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现在有外力介入,特别是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在处理土地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会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来压制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为代表的一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围绕革命、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民主化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随着《抗争政治》等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社会抗争研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议题,蒂利等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当前中国,社会冲突是个非常现实且敏感的话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日趋复杂和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无论是农村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发,都是明证。从本质上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利益博弈方式,涉及的是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没有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的“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目前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盖起来,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这样的做法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不良社会后果:其一,执政者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其二,空泛的政治说教取代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在快速流失,客观上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爆发的能量。因此,目前加强对社会冲突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6月28日于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恰能证明上述群体性事件特征的变化。 工人维权主要原因是以劳资纠纷为主包括国企改制、社会保障所带来的一系列利益冲突。工人以理维权不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也就是说工人具有理性的政治思维。于教授认为,工人阶级反而秉承了一种义理,而非道义经济上的生存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伦理,斗争的原因也远较农民来说,复杂得多。劳资冲突,在未来可能会演化为工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于教授幽默道:“工人阶级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共产党就理应保障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图片 4市民维权的引发因素主要是拆迁、物业冲突。市民维权产生的冲突明显表现出暴力增多的趋势。市民所经历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都决定了他们维权更有科技性,更理性,更讲求联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俨然成为各种类型社会抗争登台表演的实验剧场。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触角伸进中国,中国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资源,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视角。那么,西方社会抗争研究形成了哪些理论范式?中国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依凭什么理论、立足何种视角?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文献梳理。

  近期,坊间出版了三本研究社会冲突的专著。这些著作都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材料,从不同选题,不同视角阐释了转型期中国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冲突问题,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抗争性政治提供了基本逻辑和范例。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范式的演进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冲突的急剧激化所导致的。当然群体性事件也包括恐怖事件和宗教冲突,但目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以利益之争为主,其目的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它不是权力之争,其超越了民主而于民众的直接利益结合。

从理论渊源来看,社会抗争研究缘起于对革命、造反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传统。按照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以及代际关系,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

  一、生存伦理

于教授同时提出了担忧,如果司法做不到公正而使利益之争无法解决,那么随着第三势力的形成,维权活动也有可能从经济权益向政治权利转变。群体性事件维权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作为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比如瓮安事件,就不能作为一种维权运动来讲,而应该叫做社会泄愤事件。

1.心理怨恨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挫折—攻击”的逻辑关系。1970年,格尔出版了《人们为什么要造反》,该著作在社会运动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的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格尔的开创性贡献在于运用“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个概念分析民众的造反行为。格尔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人实现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1]相对剥夺感的大小有助于解释人们参与造反活动的可能性。与格尔的理论相类似,詹姆士·戴维斯在《为什么人们起义》中提出了“J形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最容易发生革命的时刻点是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突然出现短暂的逆转。这个突然出现的逆转点就是革命的爆发点。“J形曲线”理论和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有着共同的心理学原理,即社会普遍的心理怨恨容易导致极端的社会行动。

  

于教授将瓮安事件定性为社会泄愤事件,而社会泄愤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以及政府管制不合理这个由于建嵘教授原创的概念相当精准,特别是容纳了突发性强,参与者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这两点。作为社会泄愤事件,其实就是借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时提出的“差距假设”理论与心理怨恨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指出,“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寻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的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2]在亨廷顿看来,由社会颓丧和不满而产生的社会挫折感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2006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中劳动力总资源5.3亿,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人员1.3亿。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民工,这就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超越了地域的意义,出现了具有独立结构和文化意义的“漂移的社会”。然而,这些离开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在就业方面受到各种歧视,基本上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很难冲破现实的制度性障碍而改变“农村人口”这一社会身份,只能成为漂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之时,农民工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①]。因为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是一个农村问题。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劳动在异乡,但根还在生养他们的乡村;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群体,却尚未有能真正切实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饱受侵权之苦,但维权之路艰难无比。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

2.日常抗争理论。该理论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研究农民抗争行为而提出的一套理论解释框架,具体包括“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1976年,斯科特发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阐述了缅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并在书中用“生存伦理”解释了东南亚农民的反叛问题。他认为,农民反叛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也与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有关。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东南亚农民日益陷入贫穷的境地。农民为何反抗?如何反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塞达卡地区农民的研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等概念。他指出,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塞达卡农民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是他们认识到公开反抗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农民有两种形式的反抗:日常反抗和公开性质的反抗。[3]所谓日常反抗,其特征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日常反抗的具体形式包括了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斯科特并不同意将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正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日常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却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4]斯科特进一步指出,“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5]

  杨正喜博士的《中国珠三角劳资冲突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用丰富的案例和详细的数据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农民工的劳资冲突问题。作者选择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从劳资关系概念、劳资关系主体、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等几个方面对农民工劳资问题作了初步解读,阐释了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冲突的形式和特点、产生的缘由以及农民工制度化维权和非制度化维权抗争的行动方式。杨正喜认为,劳资冲突的根本缘由在于异化的合法化、客观利益差异和雇佣关系性质;劳资冲突的背景缘由则与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及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有关;而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冲突产生的直接缘由则在于权利受到侵犯,如劳动权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这是导致冲突的最主要因素[②]。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存在制度化维权和非制度化维权两种行动方式。在制度化维权过程中,以法律名义进行维权成为首选。此外,各种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和非政府组织也为农民工提供了不少直接的法律援助和网络支持。非制度化维权又包括个体维权行动和集体维权行动两种类型,作者从产生原因、解释框架、动员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作者主张重构工会、雇主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从转换政府目标和工会职能,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完善劳资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消除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

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国家体制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包括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离退休干部、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不满群体的大量存在。社会不满引发国家合法性危机,这就需要提高国家管制能力。司法不公正,国家合法性危机就越凸显。司法公正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于教授提出了司法制衡的核心目标和制度构想,主张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宪政和民主。 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智慧,需要寻找最大利益。于教授指出,要解决中国目前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需要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努力提高国家管制能力。 于建嵘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1990年,斯科特出版了《反抗的支配与艺术: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推出了“隐藏文本”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新方法。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这一群体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加上他们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处于极大劣势,表现为“无差异的大量供给削弱了其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③],加剧了其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这导致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并成为劳资冲突最直接的原因。杨正喜提出,珠江三角洲劳资冲突主要围绕权利争议展开。农民工在权利受损后,开始与资方进行抗争:从最初的保持沉默到使用弱者的武器如偷懒、怠工等,从以死相威胁(“自救式犯罪维权”)到拿起法律武器,从个体与资方“理论”到集体罢工、上访、堵路等。为此,杨正喜用“生存理性”作为劳资博弈下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解释,认为生存伦理是农民工维权抗争的底线,集体维权抗争是农民工的最优选择。这意味着,农民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这促使互惠式救济的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共同的生存规则。社会精英和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的生存权利。当这种规则被资方破坏、农民被推向生存的边缘时,它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触犯了农民工所认可的公正和合法观念,触犯了农民工的生存底线,必然引起农民工的抗争。

记者团 董音菲/文 祝林隐/图

3.集体行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当一个集体变得越来越大时,宁愿“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就越来越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因为集体越大,增进集体利益的人获得集体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任何一个个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小;集体成员的数量越多,组织的成本就越高。这就陷入到“集体行动困境”之中。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只有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才有足够的兴趣担当领导,为集体谋利,为组织提供公共品;二是给集体的成员施加纪律约束;三是给集体的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6]

  “生存伦理”首先在詹姆斯·斯科特那里得到最全面的解释。斯科特认为,“生存伦理就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④],因而,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⑤]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他勾勒出了挣扎于生存线的农民的基本的生存伦理和行为逻辑。在这种状况下,面对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农民首先诉诸生存取向而非利益取向,并构成了农民生存理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最大差异。农民在竭尽全力保障自己生存的同时,也创造和维持了自身的贫困。在这种模式下,土地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生活依靠,并且在生活困顿时,主要依靠邻居的接济度过难关。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他们通过村民之间的互助和在熟人社会树立声望,为自己谋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农村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形成了保守的文化内质,这成为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障碍。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形成强烈反差。按照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绝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去抗争。然而在60年代美国的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人参与社会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认为,专业的社会运动组织为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财政支持等资源条件。“奥尔森之谜”的答案就是组织。[7]尽管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观点颇富洞见,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如何解释思想意识、责任感等在不公平抗争中的作用?社会运动的专业组织如何与利益集团区分?除此之外,美国大量存在的普通群众运动又该如何解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理论在过分抬高社会运动条件和资源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过分贬低了怨恨、剥夺感等作为社会运动原发动力的情感因素的作用。虽然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理论遭受到了众多批评,但却准确地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生存伦理”对解释农民工的维权抗争无疑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但必须意识到的是,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权利的维护和实现。因而,即使在不触及其生存底线的情况下,一旦民众的权利遭受侵犯,他们也会起而抗争。生存意识固然重要,但是,权利意识越来越在民众的维权抗争中占据主要位置。主导民众行为的已经不再是人们的生存愿望,而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即对于自身权利的重视。

4.政治过程理论。长期以来,社会抗争的研究都侧重于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查尔斯·蒂利将国家与政体带回到社会抗争研究之中。这同时带来了社会抗争研究的根本转向,这一转向将社会抗争研究带回到失落已久的政治学传统之中,并成为学术创新生长点。蒂利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中,试图用政体模式的概念分析集体行动。他详细描述了集体行动动员一系列的条件,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挑战者的“机遇—威胁”和当权者的“助长—抑制”机制。[8]在此之后,麦克亚当和蒂利建构了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都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台本、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9]西德尼·塔罗用“抗议周期”进一步发展了蒂利的政治过程模型。塔罗认为,“当政治机遇和限制模式变化时,人们就会投入斗争政治,并随时通过有策略地采用集体行动的手法,创造新机遇,让其他人在扩大的斗争周期中使用。”[10]

  无论是“生存伦理”还是“权利意识”,都是针对抗争性活动的发起动因而做出的解释框架。在具体的维权活动中,支配抗争行为的则是民众的规则意识。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⑥]在此基础上,虽然民众在具体的利益表达中表现出一些非理智的行为,如“自救式犯罪维权”,但是,从总体而言,他们仍希望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等人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显得机械而缺乏新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运动这一范畴不足以概括丰富多彩的抗争行动。蒂利指出:“社会运动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11]在蒂利新近的著作《抗争政治》中,试图用抗争政治代替社会运动,他在该书中提出了抗争政治的研究方法及政权、剧目与机遇等分析抗争政治的核心范畴。这意味着社会抗争研究范式从社会运动转向抗争政治,从探寻社会运动的本质、社会基础转向抗争互动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蒂利要把机械的、毫无动感的社会运动理论改造为一个更具动感、更具包容性的抗争政治理论。

  

二、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中国观照

  二、依势博弈

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影响了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和造反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其早期的研究关注中国革命时期的上海罢工。裴宜理认为,中国反叛与革命的传统可以回溯到农民起义,当代中国社会抗议活动是在历史台本下展开的。分析当代中国的大众抗争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的抗争行为多大程度上和中国此前的历史存在关联,在何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回应?”[12]

  

除了裴宜理之外,一些旅居欧美的海外华人学者直接运用西方社会抗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于他们所走的是西方学理—中国经验的学术路线,因此,笔者将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视为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中国观照。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机遇与制度空间进行了研究。李静君(Ching Kwan Lee)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方面增加了工人对政府、经理阶层和资本家的敌意;另一方面也给工人阶级的利益表达和怨恨释放提供了新的政治和制度空间。崔大伟(David Zweig)则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抗争频发的原因是中国法律的弱化,其表现是“法治仅在市场经济领域而非在政治领域”。[13]裴敏欣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回应和消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性所造成的社会抗议,造成了所谓的“政治外部性”。总而言之,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抗争频发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也为抗争者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组织资源。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闭社区,变得日益开放和流动。在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严峻,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社区分化日益加强,社会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各种纠纷和冲突不断显现出来,并且随着乡村社会价值共识的逐步弱化,人们对金钱和世俗享乐越来越渴望和期待,在一次一次的观念更新中,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乡村社会,一方面税费改革以来,国家的乡村治理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打工潮的冲击又极大地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今日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而彻底的变化。

海外华人学者也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策略进行了研究。陈欣从中国“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日常抗争实践中建立起“机会主义的麻烦制造者”的学理解释。陈欣认为,中国的抗争者总是在服从和反抗之间取得平衡。至于何时服从、何时反抗则取决于哪一种抗争策略更为有用,哪一种策略更有助于达成抗争目标。[14]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民众的日常“反抗”实质上仍然是服从,而非造反。中国的抗争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李静君认为,中国工人抗争一个惯用的策略是让报纸、杂志等媒体关注他们的行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从中获得同情。[15]Sing Lee和亚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则提出,在当代中国自杀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抗争的方式。[16]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董海军博士在《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乡镇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状况。董海军认为,随着乡镇利益分化的加剧,利益博弈与利益协调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在农村研究从村落转向乡镇的趋势下,作者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和容易进场的塘镇作为个案研究区域,采用全新的案例概括法从村级选举博弈、涉煤利益博弈、村组利益博弈、征地利益博弈、镇干部身份利益博弈等五个方面对大量的调研材料进行了重新判别与分类,通过典型的案例材料概括和呈现了塘镇利益博弈和协调的清晰画面。董海军基于学术本土化的努力,提出了“依势博弈”这个新的解释框架,试图整合学术界流行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关于农民利益博弈与维权抗争的经典解释框架,突破传统研究中关于利益博弈主体强势与弱势的简单二分法,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等概念,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学术创新。最后,他提出,利益博弈的三要素发生了重要变化:诉求领袖凭借的资源由“权力的文化网络”转到“权力的利益网络”,利用弱者,以弱者作为武器即“作为武器的弱者”来组织实现博弈;诉求对象由基层政府转到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作为博弈凭借资源的“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而“势”却成为博弈背后潜在的资源[⑦]。

海外华人学者除了关注社会转型与社会抗争、社会抗争的策略之外,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观念、情感等对社会抗争的影响。裴敏欣认为,抗争者的权利意识不仅影响抗争的频率,同时也改变了抗争的形式。与西方国家对权利的理解不同的是,中国的权利观念受到了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权利观念影响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观念并非来自于人民主权,而是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景军、崔大伟等人认为,大众宗教和民间意识形态在社会抗争中发挥着轴心作用。[17]

  “作为武器的弱者”在实际的维权抗争和博弈行为中依靠的是社会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给诉求对象施加了一定的压力,给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气壮。这是中国特定社会状况下抗争者不得不借助的利益诉求模式。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弱者”身份在现实博弈中为弱势群体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诉求对象所感受到的压力的严重程度以及采取的行为方式。因而,在这种身份的限制下,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和表达并不主要由抗争者的努力来决定,而是弱者的身份所彰显出的道德潜力。必须注意到,弱者所蕴含的社会力量在“法”的面前被部分地消解掉了。因为,弱者具有的社会力量必须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运作,必须依据法律才能在道德上获得同情和支持。法律的平等性使它并不必然成为保护弱者的武器,法律对违法的弱者的惩罚同样是严厉的。因而,“弱者”作为一种身份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利益的维护和表达必须通过行为者的不懈努力才能达致,并且,它必须遵守社会既定的游戏规则。因而,它作为一种博弈方式其效果是不可预期的。

机遇、策略与观念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关键词,这与裴宜理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网络与集体行动框架相映成趣,其优势在于为中国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受到了模式化的理论束缚,显得视野不够开阔。同时,由于经验的隔阂,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机制解释。

  在书中,董海军提出把“依势博弈”作为后税费时代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框架。但它作为一种博弈策略,无论是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对方、呈现威胁姿态)、借势(借用博弈代理、借用关系网络、“借鸡生蛋”、借众势、借形势),还是用势(注意形势、对准权势、广发材料、借用厚势、发挥弱势)[⑧],都表明这种博弈方式借助的是非正常的手段和社会外力的作用,而作为博弈主体的抗争者的面目却越来越模糊。无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因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在民众内形成广泛趋同的心理基础。这也在客观上为“弱者”博得“旁观者”的同情,甚至争取其加入维权抗争的行列提供了潜在基础。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博弈方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前一些社会问题的处理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的。它是一种制度的非常态化运作的反映。因而,作者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势”的学术性解释有待进一步加强,新的解释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尽管如此,作者学术创新的努力却值得称道,而且其研究成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不容小视,毕竟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整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博弈和冲突问题,才能最终完成新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战略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视角的形成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存伦理   依势博弈   边界冲突   底层政治   社会抗争  

近10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核心概念,如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维权行动、维权抗争、社会冲突、社会抗争等。这些表述的不一致性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所持立场和研究取向的不同。根据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主要形成了资源/条件、关系/结构、情感/意识、角色/性别四个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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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条件视角。一方面,该视角在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具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学研究取向;另一方面,它也深受“斯科特传统”的影响。资源/条件视角是斯科特生存伦理视角的拓展,侧重于分析抗争者在抗争的过程中运用的手段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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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认为,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有一个基本传统,即都在遵守规则。[18]欧博文、李连江认为,中国农民抗争是依政策抗争或者说是依法抗争。[19]于建嵘对依法抗争进行了略微调整,认为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可以放在以法抗争的框架下解释。从表面上看,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差异在于依法抗争的“法”主要是政策和法律,而以法抗争的“法”则更接近于韦伯所说的合法性,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以法抗争强调农民的抗争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20]以法抗争所要突出的是抗争行动的政治含义。对于中国工人的抗争行动,于建嵘则提出了“以理维权”,因为工人抗争维权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最常见的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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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军在于建嵘“依法抗争”和“以理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势抗争”。他认为,弱者并不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在某些时候,弱者的身份本身就是抗争的有力武器,“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是农民抗争的另一种政治机制,即中国农民抗争乃是“以势抗争”。[21]折晓叶研究了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认为农民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即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获得合法性,从而保障自己的权益。[22]应星则指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应星还指出,判定农民利益表达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政治性。[23]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应星提出了“以气抗争”,他认为在维权行动中,利益冲突是事件的原发性的基础,“气”是行动再生产的推动力量。[24]在此之后,王洪伟根据对艾滋病人抗争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以身抗争”。他认为在“以身抗争”模式中,身体成为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血淋淋地卷入统治或某种政治支配领域;活生生的肉体被附加了抗争性的政治权谋。[25]此外,黎相宜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分析失地农民的集体抗争,指出失地农民和精英阶层在抗争过程中相互借用对方框架的策略,导致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黄荣贵研究了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的角色,他认为互联网不仅能够成为草根行动的充权手段,也可能成为政府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互联网对抗争行为的实际影响取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26]

资源/条件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抗争者采用什么武器以及何种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抗争者的抗争武器和策略谱系。资源/条件论者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西方的理论框架为学术创新的原点,实现了西方学理的中国应用。同时,他们不囿于西方理论的窠臼,为发展出中国社会抗争的本土化理论作出了有意义的学术努力。但是,他们在讨论抗争武器与策略的过程中,似乎忘掉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武器为何有效?这个问题追问的不是武器是什么,而是武器使用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部分解释框架只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这使得其在理论的普适性上大打折扣。

2.关系/结构视角。该视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二是社会结构的视角。冯仕政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就越高。[27]石发勇则将社会网络扩展至当权者如何用社会关系网络反制抗争者,认为抗争者与当权者事实上在社会关系网络内存在非正式的互动。他的研究发现,不仅城市阶层的居民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作为“武器”。同时,地方当权者也经常利用关系网络作为主要手段来动员国家政权机构和普通市民的支持,瓦解市民的抗争。关系网络成为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的结构性原因。中同尽管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当前的行政体系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的状态,[28]为抗争者提供了抗争机遇。施云卿则认为,地方政府特殊权力结构将为维权营造机会结构,藉由行动者的积极建构,这种机会结构会发展成为真正可以利用的机会空间。[29]石秀印在阶层分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既包括社会结构,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结构以及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存这种“政治—社会”结构下进行博弈只能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从而实现整体利益格局的平衡。[30]

任焰、潘毅则把研究视域转到空间政治,研究了宿舍劳动体制对抗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资源,这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从关系/结构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抗争的研究者大多受过社会学训练,他们的研究大都比较严谨。与资源/动员视角部分研究者不同的是,关系/结构视角更注重解释传统以及当权者和抗争者之间的动态分析。正因为如此,在关系/结构的瓦动分析视角中,我们难以发现类似于资源/条件视角中“以XX抗争”的模式归纳。这一方面是因为“互动”已经预设了模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与他们对“理论发现”持更为审慎的态度有关。关系/结构视角从微观的关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出发,使我们能够从“机遇结构”的角度去理解中同社会抗争的某种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关系/结构的相关研究对中观机制似乎关注不多,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之间的发生机制与逻辑关联非常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揭示。

3.情感/意识视角。该视角来自于相对剥夺感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持情感/意识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抗争者采取行动的原因要么是出于一种怨恨、愤怒,要么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一种自觉的伦理意识。李培林等人的研究指出,利益格局的变动对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多的确有影响,但“利益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平感和对现状的不满才是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31]李强认为,对农民工的“绝对剥夺”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发生大量涉及农民工的尖锐社会冲突可以放在剥夺感框架下得以解释。[32]刘能则认为怨恨解释是都市集体行动框架的一个关键变量。[33]何艳玲对城市经济抗争的分析也表明心理因素、公平感、社区保护意识是环境冲突的根源之一。[34]

如果说怨恨、不公平感是抗争者采取行动的情感依据,那么理性算计意识则决定了抗争者的行动类型。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抗争行为是理性的。当农民工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工有三种类型的抗争行动:忍气吞声、诉诸制度以及极端抗争,但农民工在抗争方式的选择上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35]农民工抗争过程中表现出理性算计的意识。在具体的抗争方式上,农民工的抗争是非法律的抗争,正式的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抗争的结果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36]徐昕也认为,转型期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频繁发生,其深层的原因是社会的严重不公;为权利而自杀是一个符合经济逻辑的理性选择。[37]有学者认为,在解释社会抗争行为时不应该忽略抗争者伦理意识的重要意义。景军的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在动员人们参与抗争的过程中显然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农民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其行动主旨乃是以人为本,寻求的是普通民众所理解的“讨个说法”,即涉及社会正义的说法,整个抗争过程体现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升华。[38]吴长青主张。应该将伦理带入到农民抗争的研究之中。他认为,“伦理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更是中国农民抗争行动的重要维度。”[39]

情感/意识视角可以回溯到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从情感/意识视角出发的研究更像是应用性研究,其内在的困境在于难以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抗争中的文化因素与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行为的影响我们仍知之甚少。历史记忆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理解中国当今的社会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远非纯粹的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所能达致的,引入历史的维度或许可以增强情感/意识视角的理论活力。

4.角色/性别视角。该视角是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谁进行了社会抗争?谁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关注了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因此,很多研究重点描述谁在抗争、如何抗争之类的问题。这方面最典型的研究包括,受冤屈农民的上访告状,失地农民的群体行动,国内移民的安置矛盾,下岗工人的维权行动,农民工的维权抗争,房屋拆迁中的市民抵抗,城市业主的利益表达行动,环保人士的抗议活动,等等。从行动主体来看,中国社会主要阶层都发生了抗争行动;从行动方式来看,抗争剧目与抗争手法无奇不有。林林总总的社会抗争研究揭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无处不在、社会抗争无处不在的真实社会政治图景。

至于谁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刘能的研究试图说明,草根精英在社会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政治机遇结构对参与水平有所遏制的情况下,从草根群体中崛起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更为明显。[40]朱健刚和王超通过研究指出,老年人群体在城市业主维权抗争中往往成为主要角色,这是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老年人被赋予“人民性”的价值,老年人中的核心分子具有一种献身感,因此在城市集体行动中,老年人总是容易积极参与并且扮演重要角色。[41]石发勇通过对城市环境抗争的案例研究发现,体制内成员如公务员、军人和教师在信息供给、资源获取和行动策略上扮演重要角色。[42]无论草根精英、老年人还是体制内人,这些抗争者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跟特定的抗争议题、利益诉求、机遇结构有密切关系,抗争者内部的角色分工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值得注意的是,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很快就引入了性别视角,而且确定了女性参与社会抗争的主要领域以及女性参与社会抗争的优势。陈晓运、段然通过对广州P区居民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及其行动轨迹。她们指出,从出于风险焦虑走出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垃圾焚烧,到退回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抗争中女性的行动选择是“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环境抗争成为女性公共参与的崭新领域。[43]为什么女性会成为各种环境抗争行动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环境抗争能够成为女性参与抗争的主要领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参与环境抗争往往成为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开展的契机。这种现象可能根源于妇女创造生命与自然孕育生命之间存在本原联系,因而女性对自然和环境往往采取关照和维持的态度。[44]而陈晓运、段然的研究似乎想说明,透过P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争行动,都市女性传统的柔性品质、重视家园的情感驱动、对健康时尚生活的理解、公共参与意识等,构成了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动因。尽管性别视角被带入了抗争之中,但是性别角色与抗争之间的关联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对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评论与展望

国内社会抗争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有的研究几乎覆盖了抗争研究的各个方面,为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有益的学术积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抗争研究已经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以西方学术界理论范式为参照,社会抗争的研究大致上有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四个研究路径。西方社会抗争的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的演进过程。目前在西方学术界最为时髦的政治过程理论是查尔斯·蒂利将社会抗争带回政治学传统的产物。在蒂利新近出版的著作《抗争政治》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抗争政治研究更加注重对动态机制研究以及多视角的融合。相对而言,国内真正从抗争者与政府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并提出解释性机制的并不多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之间缺乏交流与综合,局限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除此之外,国内社会抗争的研究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比较浓厚的解读色彩。在社会科学中,解读和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解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内在的含义和意义;解释则在于寻找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型关系。[45]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中的“斯科特传统”属于典型的解读,其主要特征是提出一个解读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和终点。解读是阐释学的,它的理论追求能告诉人们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解读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事物,但它无法告诉我们事物发生的因果关联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稳定的关系模式。基于解读的学术研究更易于有新的学术发现,但这种学术发现并不一定有利于学术对话与学术积累。由于每个研究者的解读角度不一样,解读的理论工具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也不一样,这就增加了学术对话的难度。因此,从解读转向解释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它取决于是否能够提出真的学术问题。一个可取的方式是将解读和解释相互结合,既要发展适合解读中国社会抗争的理论范畴,也要揭示中国社会抗争的发生机制。

二是带有明确问题导向的研究比较缺乏。从文献来看,在国内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中,除冯仕政、石发勇等少数学者外,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研究并不多见。冯仕政在《“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一文开篇即提出:“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石发勇在《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一文的前言部分也提出: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这类问题导向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导出因果关联的解释,而且问题边界清晰,为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可能。遗憾的是,在国内学术界的社会抗争研究中,很多都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的结论一般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提出一个概念对案例进行解读;二是进行简单的、静态的、大而化之的归因。事实上这不利于有效的学术积累。因此,要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关键是要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三是不够重视对社会抗争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中,只有王赐江、蔡禾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明确予以了理论上的关注与思考。王赐江在《集体暴力抗争:值得关注的极端维权方式》一文中指出,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昭示了社会抗争暴力化的发展趋势。蔡禾通过对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案例研究,勾勒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的趋势。[46]在大量社会抗争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趋势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指出事物的发展方向。正如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研究指出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一样,尽管他们的研究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但由于其准确地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丝毫无伤其社会运动研究经典文献的地位。从中国的社会抗争发生现状看,中国的社会抗争具有偶发性、随机性;以个体抗争、利益抗争为多,其和经典意义的社会运动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否意味着它不可能转变为经典的社会运动?如果它不是演变为经典的社会运动,那么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并没有相关的研究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四是研究方法相对集中于依赖案例的经验研究。目前国内社会抗争研究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是经验研究多,以文献研究为主的理论文章少,这主要原因是社会抗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经验研究最典型的特征是以单案例研究居多,只有为数不多的成果进行了多案例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单案例研究更适合于探索性研究而不太适合解释性研究。因此,从单案例导出的理论框架,其可靠性、有效性与普适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真正做定量研究的人非常少,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抗争领域进行定量研究非常困难,首先面临的难题是抽样如何控制,其次是样本的采集也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定量研究,社会抗争理论成果的精确性、可靠性也会受到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抗争活动,但是,迄今为止,为什么中国并未出现经典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而是呈现出“有抗争、无运动”的状况,这种现象需要在理论上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此外,尽管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势抗争、以身抗争、以气抗争等一系列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谱系意义的解读框架,但这些解读框架揭示的却是不同抗争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而无法回答中国社会抗争行动的共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能够容纳不同抗争类型的综合性范畴?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发现隐匿于现象背后的稳定模式。如果将追求稳定模式的使命寄托在抗争行动中当权者与抗争者的互动分析之中,那么,一个明显的挑战是:抗争互动本身是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在这种动态的不确定性中发现具有确定性的稳定模式。应对这个挑战的策略不仅在于合理的研究设计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能更为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抗争理论的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中,无论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还是西方理论—中国视角,都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社会抗争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1][45]赵鼎新:《社会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9-50页。

[3][5]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8、35页。

[4]郭于华:《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期。

[6]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40页。

[7][8][10]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1、24、26页。

[9]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1]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2][17]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Introduct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7, 8.

[13]David Zweig, "The Externalities of Development: Can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nage Rural Conflict?",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140.

[14]Chen Xin, "Between Defiance and Obedience: Protest Opportunism in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4.

[15]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50.

[16]Sing Lee and Arthur Kleinman, "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198.

[18]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9]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 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Jan. 1996); Kevin J. O' 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Oct. 1996).

[20]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抗争的行动取向》,陈明明主编:《权利、责任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1]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22]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3]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5]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2010年第2期。

[26]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中国经验与研究进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7][42]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8]石发勇:《关系网络、以法抗争和当代中国城市集体行动——一个街区维权运动个案研究》,《学海》2005年第3期。

[29]施云卿:《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0]石秀印、许叶萍:《多重博弈下的阶层分化与弱势阶层的抗争》,《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1]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32]李强:《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33][40]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与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34]何艳玲:《“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公共管理研究》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35]符平:《漂泊与抗争: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调研世界》2006年第9期。

[36]王伦刚:《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作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天府新论》2009年第5期。

[37]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农民工以死抗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5-290页。

[38]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9]吴长青:《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社会》2010年第2期。

[41]朱健刚、王超:《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朱健刚主编:《公共生活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3]陈晓运、段然:《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环境抗争中的都市女性》,《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44]黛安·罗谢瑞、芭芭拉·托马斯:《社会性别与环境: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视野》,胡玉坤译,《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46]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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